了让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两位大妈开始抢人了。
从西德小区来的大妈们，当然二话不说地站在了快乐跺脚操一边，但东德小区人多势众，又是自己的小区地盘，孙大妈也不是没有胜算。
而这时，为了加速夺权进程，柳美莉大妈开始收买人心。每天来的时候，除了音箱，她开始带一些别的东西。
有时是一盒巧克力，“我家小孩儿从瑞士带回来的，甜而不腻哦。没有糖尿病的都来尝一块嘛。”
有时是几块香皂，“竹炭的，不伤手哦。”
有一次甚至还带了一屉包子，“我早上五点开始蒸，里面包了日本大虾仁，我包你好吃得舌头都掉下来。”
香港的药膏，韩国的刷锅布，澳洲的绵羊油，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玩意儿，被柳大妈很有针对性地送给了孙大妈队伍里爱占小便宜的几位。
孙大妈对这种资本主义式的物质腐蚀很想反抗，但她贫穷东德小区资深住户的身份，又让她无力还击。柳大妈的进攻节节逼近，孙大妈强撑着不肯低头。气氛剑拔弩张。
每天清晨我们站到广场上，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会跟随着什么旋律起舞。
生命充满了变幻莫测。
终于有一天，几乎快要被集体叛变的孙大妈，选择了背水一战，正式发表了和柳大妈邦交终止的宣言。
而我怎么都没有想到，在这两位妇女的政治斗争中，我却被逼上了历史舞台，成了牺牲品。
那天清晨，孙大妈获得了暂时性的胜利，我们跳了养生回春操。跳完操后，我刚想离开，孙大妈却叫住了我。
“那孩子！你过来。”
我一愣，懵懂地走向她。
所有的大妈都还没走，一齐看向我俩。
“你叫什么名儿啊？”
“张光正。您叫我小张就行。”
孙大妈不感兴趣地点点头，“你跟着我们跳，有一个来月了吧？”
我点点头。
“以后还想接着跳吗？”
“想。”
孙大妈抬手指指我住的阳台，“你就住那楼上是吗？”
“对。”
“那你帮我个忙。”
我拼命点头，“您说。”
猝不及防地，孙大妈抬手，把装着音箱的推车塞到了我手里。
“你住那么近，就楼上楼下的，以后音箱你负责。”
众目睽睽之下，我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