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以货币缴纳赋税能够促使国家向“数字化管理”方向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必须依靠“数字化管理”——如果以实物缴纳赋税，由于计量单位的不同、单位价值的不同，除非每个县都能普及计算机并且实施联网，否则绝不可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当然，想要税收货币化，首先得理顺货币发行的问题。
明朝是个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对人民管理非常严格：比如说前所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无所不管、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别宽松：严禁官员下乡扰民，若无特许而私自下乡，最重会被处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无能为力——很难想象，一个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却连货币发行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都无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没打算Cao心私铸铜币的问题，其原因与不必解决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皇权最强的两个时代，即便存在私铸铜钱的现象，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同样算不上社会问题。
明朝中叶后中央之所以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测，应该是由于非法采矿过于严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来的那个世界里，非法采矿同样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明朝中叶那种****风气更甚的年代，没办法消灭非法盗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说针对煤、铁、铅的盗矿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非法盗采银、铜这两种矿物资源则是对中央财政致命的打击。
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并非说明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毕竟明代疆域更大，自然也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