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辱、拿孙健找乐，也可理解成是政治上关心和爱护……
幸好这位铸工出身的副总理，平时愿意干实事，也能吃苦耐劳，并没有掺和到当时上层斗争的漩涡里。为此，他手下的秘书和工作人员还颇有怨言，一方面觉得他是个好人，没有架子，同时又觉得跟着他倒霉。别的首长有许多丰富美妙的活动，最诱人的就是可以调来内部电影观看，什么《出水芙蓉》、《乱世佳人》……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搞得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连下边的人也跟着沾光。这些好事却偏偏都没有孙健的份儿，他似乎摸不着大门，即使想看电影也不知到哪儿去调片子。他的业余爱好就是动员工作人员跟着他一块在院子里开荒种白菜、种大葱……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六十二元，每天的生活补贴九角，而他的家庭负担重，能省一点是一点。干这些事他很在行，亲自做示范，怎样培土、浇水，施什么肥，间隔多大为宜……工作人员当面不会顶撞他，背后却骂他“老土”。
同是副总理的谷牧曾问过他：“怎么还不把家属接来？”孙健说：“你这当师傅的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吗？学徒期间不许带家属。”他把自己当成国务院的学徒工了。
但心情却并不像他说得这么轻松。他必须严格自我控制，谨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难，随时都要应对微妙而复杂的斗争环境。在老百姓眼里他身居高位，其实他并不掌握政治漩涡深处的底蕴，从来也不敢春风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坚韧的气质。他当市委书记不久就患上了失眠症，升为副总理后愈发严重了，紧张时整夜整夜地睁着眼。
是一种糊涂的清醒。
“四人帮”垮台后，他还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又干了两年，足见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他毕竟又是“文革”的“产物”，“文革”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也该画句号了。一九七八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
他的世界开始缩小，才四十多岁的他却只能是属于过去了。世界多变，难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
他还能选择，就不算很不幸。
幸好他还没有染上骄傲的恶习，虽然要为那三年的副总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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