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走黎元洪后，至高的权力欲使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曹锟全然不顾时人的苦言相劝，全国各界的愤怒谴责，顽固地立即进行总统选举。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几经折衷磋商，采取了３项措施：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充实内阁阵容；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哪知事与愿违，这几项措施非但不见奏效，反而使南方孙中山和北方奉、皖两系反对直系的局势愈见紧张。
“先宪后选”的把戏没有唬住议员，收效甚微。这不仅使北京的“宪法会议”常常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效，而且还使总统选举的把戏更无法开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曹锟最后采纳了吴景濂提出的用高价收买议员的办法，特别是首先收买所谓拥曹派的骨干议员。９月，在甘石桥成立“大选筹备处”，由曹锟的原参谋长，时任山东省长的熊炳琦，曹的秘书长王毓芝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公开进行贿选事宜。规定每个议员多参加一次“宪法会议”给出席费２０元，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１００元。此外还有夏季津贴、冬季津贴等其它名目。这样，在京的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６００元的油水，而在沪的议员仅可领到３００元。曹锟高价收买议员的消息不胫而走，并立竿见影，议员们争先恐后回京，不几天功夫，曹锟收买了５００多名议员。
“筹备处”见金钱已发挥作用，又将“先宪后选”的骗局改为“先选后宪”。议长吴景濂提出议员每次出席可增加１００元，并准许议员任期延长一年。这样一来，不仅离京议员大为减少，南下的议员亦纷纷北上返京。
９月初，曹锟见大选事宜逐步就绪，于是授意张罗大选的干将熊炳琦、吴景濂等人向摄政内阁正式提出大选问题。议员们收下了曹锟的贿赂，已不再在“先宪后选”和“先选后宪”的不同程序上闹分歧了。
亲承曹锟旨意的王承斌９月４日一到北京，便今日一小宴，明日一大宴，竭力拉拢各方议员。当时甘石桥附近的几家驰名饭庄前每天车水马龙，门户有如闹市之盛，觥筹交错之声不绝于耳。王承斌见大多数议员已倾向拥曹，抓住时机，提出进行大选和公布宪法同时并举的方针，并且决定在选举前发给每票５０００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票兑现。这样就解决了“先付后选”和“先选后付”的争端。后来有不少议员怀疑直系在银行中并无存款，他们又推选几人专程到天津的直隶省银行去查核，查明无误后，议员们又担心地方银行将来会拒绝付款，要求将这笔贿款移存外国银行。对议员们的这些要求王承斌表示将一一照办。
在“大选筹备处”大肆为曹锟收买议员的同时，张、段、孙“反曹三角同盟”也不甘落后，试图做最后的拼命，他们在六国饭店特设专门机构拆曹锟的台，并向外传言，将以每人高达８０００元的代价收买不投曹锟票的议员。拆台派出价如此之高，以至两天就收买了议员４０余人。后来由于财力有限，加之他们以为有４０票在握，足可以使总统选举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产，因此便停止了收买议员的行动。哪知这帮“猪仔”议员对金钱向来不厌其多，刚刚在反曹派手中领走了８０００元，转身又到吴景濂那儿去要那另外５０００元，无意中他们发了一笔大财。遇到这些见钱眼开的议员，反曹派的贿选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结束。
直隶省长王承斌受曹锟指派亲临前线指挥贿选，这样筹备大选的步伐更快了。９月２３日，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在京议员已有６００人以上。９月３０日，吴毓麟、王承斌等人联合致函国会议员，称“大政不宜久摄，元首岂可久悬”。至此，大选问题由于人款两足而呈水到渠成之势，经过充分准备，议长吴景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定于１０月５日开会选举大总统。１０月１日，甘石桥的“大选筹备处”也开始给议员分发支票，总共发出支票５７３张，普通票价每张为５０００元。支票签名有吴毓麟、王承斌、王毓芝、边守靖等四种，分别由天津“大有”、“劝业”、“麦加利”等银行兑款，以边守靖所办的大有银行为最多。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须在总统选出３日后，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价外，还有１００００元到１００００元以上的特殊票价。
对国人的谴责，曹锟及其党徒公然置之不理。１０月４日，吴景濂召开宪法会议以测验出席议员是否足够法定选举人数，结果出席者达５５１人，已是法定人数。于是马上发出通告，定于次日上午１０时召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
为保证１０月５日总统选举会的万无一失，４日晚上甘石桥大选筹备机关仍通宵达旦，活动不休。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因为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议员们花天酒地，吐雾吞云，喧闹终宵。５日凌晨，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至宣外大街布置了气象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巡逻。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能通过。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定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到场，指挥监督。令人难解的是，众议院对面的城墙上还架有几挺机关枪，而且院内还布满了消防兵，他们个个头戴钢帽，手执水机，处于一级灭火准备状态。国会议员入场前还必须经过人身搜查，女宾由女侦探搜查。旁听者的限制及搜检更严，进门时必须与介绍议员面对面方准放人，而且还规定一旦进门后，便不能擅自退出。午餐由议院供给面包充饥。这些情况，分明是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时紧急状态，哪像个选举总统的庄严会场。
吴景濂这次既是大选元勋，又是选举会主席，５日上午８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场。沿途军警举手敬礼，吴微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吴到场后，扫视会场，迅即皱起眉头，但见议员席上稀稀落落，歪歪斜斜，很不景气。立时，他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这些人好不识抬举！连日来，我通宵达旦地加班，对议员一一乞求、叮嘱，结果还是晾我的台。”他立即宣布，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即何时签足法定人数，何时开会。
选举会原定１０点开始，但到上午１１点４０分签到者也不过４００余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于是派出汽车１８０辆，分头迎接议员到会，并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来。当时正患重病的议员张佩绅、廖宗北、易宗夔等也被临时抬到院中，暂时安放在休息室，待投票时写票后方可出场。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前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５０００元的支票。当时在天津有数人，因反曹色彩太浓，实在不愿违心地投曹锟这一票，却又不愿放弃这垂手可得的５０００元钱，于是他们与大选派协商妥协，约定开会那天准时来京投票，然后立即领款返津，而且还提出条件，不准将其姓名公布。有人乐于前来投票，大选派真是求之不得，因此对他们提出的条件一一答应下来。
原定于上午１０点大会开始，可直等到下午１点２０分签到者才达到５９３人。见已达法定人数，吴景濂立即下令摇铃开会。议员们闻铃便鱼贯入场，面皆欣欣然有喜色。
选举会主席吴景濂待议员们就坐后，首先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１５２人，众议员４４１人，共５９３人，准时出席者，计５８５人，已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报告完毕，便由大会秘书长抽定检票员１６人。检票员抽定，吴起而说明写票投票方法，先由检票员检票，再由检票员叫议员姓名，挨次写票及投票。秘书散票，共发出５９０张，自下午２时投票至４时完毕。整个选举前后经过６小时。为了不使议员们挨饿，大会还备有午餐茶点，并租下了众议院隔壁大中公寓内的烟馆，以方便有烟瘾的议员；为防止议员借吸烟之际溜走，特规定烟有瘾议员得向吴领取通行证，并在军警监视下才能出去抽烟。当投票完毕后，由检票员照例将票封好，然后招呼旁听人入席，当众点票唱票，据吴景濂报告票数与人数相符，投票总数为５９０票，曹锟得票４８０票超过３／４，据《大总统选举法》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当大选会议主席吴景濂宣布曹锟以４８０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时，会场顿时掌声雷动，“大总统万岁”的欢呼声在场内一浪高过一浪，这帮“猪仔”议员可谓卖力至极。
就职宣誓的气派场景自不必细说，待宪法公布后，曹锟便回居仁堂延庆楼休息。一进大楼，他便被它的豪华、古朴、博大惊呆了！袁世凯临死前几个月，他有幸来过一次，那时，他是以一个诚惶诚恐的奴仆身份来的，对这里的铺陈既无暇旁顾，也不敢旁顾。现在不同了，他是以主人的心情观赏这一切的。所以，看什么都觉得新奇、美妙！那雕花大龙床、镂雕紫檀木、红木、黄梨木家俱，大得像双人床般的大书桌，４～５部桌上电话，以及那一排排摆放整齐的大书架……无不使人赏心悦目。
虽然，曾有铁腕儿袁世凯、世故的徐世昌、狡猾的冯国璋、圆韧的黎元洪在这里升腾，又在这里殒落；虽然曹锟知道自己并不比前几任高明，难免重蹈他们的覆辙，但为了做“总统梦”，过“皇帝瘾”，为了历史上的一笔虚荣，他还是沉溺在如愿以偿的欢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