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一九二八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胡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
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参加主办上海暑期讲习班文学组时，来找胡也频教课，我们才开始恢复联系。一九三一年也频被国民党杀害后，我参加左联工作，主编《北斗》，我们接触较多。一九三三年他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由于秘密工作的限制，我们就几乎没有见面了。
一九三六年在上海，我同雪峰只见到可数的几面。一九三七年他到延安汇报工作，我们见到了两次。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同在北京，并先后主编《文艺报》。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除工作、会议以外，相见仍然很少。一九五八年我去东北以后，根本就连消息也无法听到了。
我同雪峰相识近五十年。五十年来，我们的来往可数。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雪峰的为人，总是长期刻在我的脑中。我对他的言行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那时我以为他还在浙江，消息隔绝，后来才知道他正被国民党关在上饶集中营。一九五八年我到北大荒后，我同陈明谈到朋友的时候谈到雪峰也较多。一九六一年从报纸上知道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一个长时期没有在报章杂志上见到过他的文章。后来知道有的座谈会上，有一点他的发言记录，但我那时正在狱中，无法读到；最后，连他的死讯，我也一点不知道。在一个世纪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我们实际是隔绝在两个世界，而现在我却只能在明媚的春天的阳光之下，缅怀他几十年为党所作的贡献。想到他几十年的坎坷生涯，我不能不挥洒老泪，仰天长叹：雪峰同志，你过早地离开了文坛，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战友啊！
雪峰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并永远使我怀念的是他的兴致盎然的一些谈话，在我们短暂相聚时的那些谈话。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他最乐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