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也是丁玲很喜欢的作品。陈启民对丁玲很好，给她很多帮助和鼓励。他说丁玲的一篇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出色，有《红楼梦》的笔法。一次，丁玲到他宿舍去玩儿。他问她要不要借书看，丁玲看了他书架上的文学书只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未读，就借了这本。陈启民惊讶她读书之多，便推荐她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说这样你的文章将会比较雄浑。他常常向丁玲介绍报纸上经他划了红圈圈的一些文章和消息，这都是省城和全国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通过读这些文章，丁玲的思想更开阔，更关注社会问题了。
陈启民鼓励丁玲多写，于是丁玲动手写诗歌和散文，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本日记，并且请陈启民指点。陈启民还把丁玲写的一首白话诗拿到报上去发表。从此，丁玲对文学真正发生了兴趣。正如她自己所回忆的：“我年纪虽然只有十五岁，我已记日记，还写了几卷创作，这些创作从未刊行。我的诗发表在一张教员之一编的长沙报上。我现在记不起这些诗是写些什么，但当时看到登出，非常兴奋，兴奋得到夜里睡不着觉。”“我对文学的兴趣大大地增加起来。”
遗憾的是，这首刊之于报纸的白话小诗已难查询，终成佚文。
至于以前所喜欢的数学，则因老师不公平对待学生的缘故，她根本无兴趣去学。
在陈启民的影响下，大部分学生都喜欢国文，喜欢谈论社会问题。反封建成为那时的主要课题。在这样的气氛下，丁玲的思想更趋向于激进。
丁玲一直感谢陈启民对她的教导和鼓励。她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支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中国旧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支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民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五四”运动之后有一股复古的逆流。校长朱剑凡迫于形势，不得不把经常宣传“五四”精神的陈启民解职，换来了一位冬烘先生。丁玲看着这位不关心国家大事，咬文嚼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