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让你从事火箭研究？”
正说着，音乐门铃响了。严立言去开门。
潘玉玲急匆匆地闯进来，先抱歉，“真对不起，也没打电话预约……”又赶紧问，“立功还没走吧？”
严立言说：“吴太太你来得真巧！二哥马上就要去机场啦。”
潘玉玲急得语无伦次了：“不好意思，给我十分钟行吗？太打扰啦！”
严立功不再称她为师母，“吴太太请坐……有什么事，请讲。”
潘玉玲对严立德、严立言点头道歉，“等会儿我请二位吃饭，赔礼。现在，可是熟人不讲礼啦……”
她已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严立功看。又在一旁解说，“这件事，张环生前是知道的。张爷爷也知道。只不过我们从来没往外说过，也没告诉过继业。1939年夏天，我住进重庆医院的妇产科，刚生了个女儿，还没出院，就遇上了日本飞机大轰炸，妇产科的病房被炸塌了，我也受了伤……”
讲起这段往事，潘玉玲忘了对方还要去机场。严立功也听得入神。
她记得很清楚，日寇零式飞机猖狂地轮番投弹，医院中弹起火，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往外抢救病员，有的还抱出来几个襁褓中的初生婴儿。潘玉玲腿部受伤，被护士架着逃出病房，这位护士的另一只手还抱着个婴儿，到了离大火稍远一些的地方，护士把婴儿塞到潘玉玲怀里，就又跑回去救别的病人了。敌机还在轰炸。潘玉玲抱着婴儿，踉踉跄跄地逃开去……
潘玉玲仔细地讲清了这些经过，才说，“万万没想到，我抱回家的是个男孩儿！就是现在的继业。当时，跟我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有何老板的太太叶淑珍，她也生了个女孩儿。另一位是《新华日报》的记者，姓陈，只有她才生了个男孩儿。我敢断定，继业的生母就是这位姓陈的女记者。我有证据。”
她从信封里倒出来一个松紧带系着的小竹牌，让严立功看——竹牌上刻着红漆染过的号码：4—3。
潘玉玲解释，“这是戴在初生婴儿手腕上的号码牌儿。4是病房号，就是我们住的妇产科第4病房，3是病床号，那位陈记者住的就是3号病床。我的伤好了一点之后，就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去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