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障也被攻破时，公学难道不是最后的避难所吗？
7
我们正打着伞，冒着亲盆大雨从泊车区赶往公寓大门。
这是第六家。
我们走进一条打满白色光芒的回廊，杂乱的雨声立刻隐没，一阵悠扬的爵士钢琴乐声从天花板上流过来。我们走到目的地，敲门，又没有人应。
“奇怪，你看……”
许宛指了指门的上部，那里有一张纸，折成方块，用胶带粘在门上，
我拿下来，展开，看了一眼，不由得苦笑。
这是留给我们的信。
上面写着如下文字：
“你们好，我已与我的儿子去了另一个地方。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他。我害怕你们共有的爱，它平摊得太过稀薄。不管是人格建模，梦境检测，规范化情感教育，或是“职业父母营养片”，都使爱成为可以量化成果、罐装生产、广泛分化、高度标准化的产品。这令我感到耻辱。比起你们标准化的、添加防腐剂的爱，他更需要缺陷、斗争、痛苦、动荡、孤独、反复的自我扬弃。沙扬娜拉，罐头人们。”
“好吧。”我把信折起，“那就不管我们的事了。”
“他之所以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儿童的个性，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个性。”许宛认真说，“不觉得吗？”
“成年人需要的总是更多。”
“更多爱？”
“比爱更多，你听没听过一个悖论？叫‘美学家悖论’。”
“‘美学家悖论’？”
“是的，美学家以艺术来抚慰创痛，逼近幸福，但当幸福真的来到，艺术却失去了意义，灵感走向枯竭。快乐和安定，使人远离自己的力量，造成惶恐。吴老师，告诉我，你是否害怕失去自我？”
“失去自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许多人厌恶这一切。我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于技术、商业渗透天然的情感，那样感到厌恶和恐惧。爱，假若神圣不可侵犯，则必须保持其天然的特征。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公学就没有权利剥夺父母的抚养权，因为公学没有资格“仿制”与“优化”父母天授之爱的资格。
可是，恰恰是这种“仿制”、“优化”的代劳，支撑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普惠的教育体系。公学体系甚至都没有让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