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那可不行，就你那倔脾气，还不和人家法官顶起来？再说，街里那么老远，你能听到火车召唤你吗？母亲一口饭没吃，说胸口满登登地一点也不饿，她把自己打扮的齐齐整整，嘱咐几句，一个人走出家门。
我们留在家里，又紧张又害怕。商量一会儿，决定都不去上学，一起陪着保护母亲。我们像母亲一样，把自己收拾一下。我还特意把自己两只袖口蹭上的鼻涕嘎巴刮干净。那时的孩子，衣袖就是手帕，眼泪鼻涕都往上边抹。
父亲在家照看着当时最小的四弟福全，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排成一小串儿，顺着北二道街，呼哧带喘地急匆匆跑去对我们来说神秘又畏惧的法院。我们在路上核计着，法院如果要打母亲四十大板，我们就进去替母亲挨打，平均每个人还不到六板。哥哥说那不行，别人都不抗打，只有他自己最抗打，四十大板他一个人全包原儿。
找到法院后院开庭的平房，七张小脸齐刷刷地贴在窗玻璃上，使劲往屋里瞅。只见一位法官指指我们，还有一个人过来敲着窗玻璃让我们离开。我们互相看一眼，意思是谁也不能后退。后来母亲出来，说你们别担心，先到旁边等着吧，不会有什么麻烦。看母亲表情平静，我们才放心后退几步，只留下哥哥靠窗边盯着。隆冬时节，在外呆时间长了冻得不行，我们排成队，在墙根儿来回跑步。
快到晌午，审判结束，母亲和王龙海一前一后走出来。母亲一向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平时灰暗的脸色变得红扑扑的。王龙海却是耷拉着脑袋，气呼呼的样子。母亲掩饰不住兴奋，甚至笑出声，牵起我们的手说，“走，买糖去。”
我们像一群小鸡跟着老母鸡一样，“踢哩踏拉”地紧跟母亲身后。在县城最大的副食商店，母亲买了一角钱红红绿绿的小糖粒，可能因为买的少，售货员要直接把糖倒在母亲手里。母亲说，麻烦你给一小块儿浪费纸包上吧。售货员不高兴了，说我母亲，你可别这么说，我们可不敢浪费，你要是想要一块废纸，我可以给你。母亲说“对，对，是废纸。”遭到抢白，母亲并不生气，把小糖粒分给我们，她自己也破例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