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骄横跋扈，并不是值得长久依托的“夫家”。乱世文人做不做节妇倒在其次，求个两头不得罪就阿弥陀佛了。
我们在惊异于张籍能将一首政治诗用情诗的方式曲婉的表达出来，并表达如此得体，半点行藏不露的同时，不得不叹服他思想的先进和开明，亦不得不说唐人的思想开明通达程度和后世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张籍所认为可以作诗为之吟的节妇在后世被经生腐儒们批得一无是处，骂得满头包。
在理学盛行的后来，读饱了书不做事专挑刺的腐儒们指责这女子不能算是节妇。理由是，被人勾引后没有忏悔悔过的表现，不关起门来反省，反而有“恨不相逢未嫁时”之语。嗯哼！思想出轨，行为也接近出轨。哪里还算是标准节妇哉？这种可笑的论调好比说，有人勾引我，我该关起门来大哭忏悔：苍天啊，我为什么要长的漂亮引人来勾引我。我被人勾引了我怎么还不以死谢罪呢。
清朝有个叫徐增的人很是喜欢附庸风雅，搞了一本《而庵说唐诗》，对大量唐诗作出了自己迂腐可笑的评论。不知道为什么？独独在评论张籍的《节妇吟》时，他尘封已久的人性光辉，思想的灵光突然闪现出来了。他在诗后慨然做评道：“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
说的多好！可惜后来，君子越来越少，君子之道遂演变成了贵在会恶人妄为，慎独克己是傻瓜。伪君子越来越多。越是德行鄙陋越是敢于指教别人如何三贞九烈。
《节妇吟》所以美，所以引人共鸣，正是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情感乃至人性深处的挣扎，美在不背离人性。节妇的节不在于她没有经历过，从来没有动心，而在于她也曾心动不舍，最后不得不做出最理智的选择。“还君明珠双泪垂”，这种先接后还的矛盾最是伤人。如果这句诗，只消像宋朝的酸儒们自作聪明的改一个字，将“恨不相逢未嫁时。”改作“何不相逢未嫁时。”立刻没有了爱恋难舍的矛盾，纯粹是婉拒，道德上是正统严谨毫无瑕疵了，诗的味道就全不对了。
“忍住哀伤的情绪，将你送我的明珠奉还，不舍的泪水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