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讨论农村的问题在近些年已经变成了某种学术时尚，乡村政治显然属于其中的热中之热、焦点的焦点。20世纪最后10年越来越热闹的村民自治改革，使得学界的目光不知道怎么一来，居然一下子投向了一向为他们所忽视的农村，一份份田野考察报告，一部部重头的著述，使得中国学术一时间似乎进入了“草根（grassroots）”时代。这一切，当然会让如我之辈曾经关心过农民问题的人感到有些欢欣鼓舞。
然而，近年来对于农村政治的关注似乎太多地集中在对村民自治的现实上面，而对于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和为什么非走这一步，却缺乏起码的考察。单从政治学和社会学学理上去考究农村推行的村民自治体制，分析其民主因素的大小有无，考察其对中国共产党现行体制的震荡以及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后果，虽然直接而干脆，但却难以深入。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不理清历史的脉络，现实的结就难以真正解开。现实农村政治危机和困境的来由，其实未必是在描述村民自治的著作的前言中，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的。中国农村从清末民初到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的格局从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变为国家政权支撑的“干部统制”，发达的民间社会组织是怎样被推挤出局？乡村的文化结构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原来的地方精英是怎样把自己推到了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境地？在边缘和中心权力转换的过程中，国家政权扮演了什么角色？农村的文化意识形态转换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会实现？类似这样一连串的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此，就有了以下的文字。
在进行写作的时候，黄宗智和杜赞奇对于中国农村的研究无疑对我有很大的启迪，我基本上是在中国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视野下，讨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以及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但是，也许是出于自己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一直难以接受“内卷化”的概念，甚至对于杜赞奇关于近代乡村权力结构从保护型经纪到赢利型经纪这种过于西化的“经纪（broker）”比喻也不能同意，显然，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比西方“经纪”的概念要复杂得多，甚至复杂到了基本上无法用这个概念来概括的程度。传统乡绅在乡村的作用，一般是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实现的，他们的权力属于文化威权，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源，他们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更不是经纪人，甚至不能说是村民的管理者。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和保持一定的道德威望无疑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而且毫无疑问，这种文化威权也带给他们相应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寒士”即使不出仕，也可以通过取得功名而步入小康之境的缘由。文化威权也是特权，它赋予拥有者各种别的阶层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好处。尽管民国初年以来这种传统的乡绅日益式微，但直到中国共产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之前，并没有完全消失，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还利用过他们的威望。而那些武化的地方精英，固然对于“赢利”很在乎，但也无不以村民的保护者自居（将农民视为自家的私产，“保护”的力度似乎更大一些），两者都不能说是农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和农民之间不可能类似于西方社会的委托和代理的关系。
现代化无疑是隐含在农村权力和文化变迁背后的一条主线，现代化过程的拉动，根本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文化与政治地位，并使其法定地处于经济上附庸和被牺牲的境地。清末民初以来几乎所有国家和地方政权主导的乡村政权变革，莫不暗含现代化的驱动，然而，20世纪的前半世纪又是一个乱世，战乱自始至终笼罩在中国农村的头上，乡村政治也始终摆脱不了军事化的色彩，人们的现代化效仿，更容易集中在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乡村建设这种目标上，在此前长期对日本的学习热情，最后几乎都落实到了乡村政治上面。陕西的“村本政治”如此，广西的乡村改革也如此。同时，作为战乱的直接结果之一，中央政府一直也没能压倒地方势力，武装割据在乡村世界普遍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土围子政权依照围主的意志，依靠枪杆子实行着中世纪的统治。即使中央政府能够控制的地区，也无不强化其军事方面的因素，几乎所有强化农村社会整合的改革措施，最后都落实到军事化甚至警察化的操作上。基层政权和枪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文化氛围，使乡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不仅摧残了原有的道德氛围，而且损害了乡村的文化网络。
在这个打着现代化招牌的军事化进程中，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国家政权的全力挤压和侵蚀，通过这种挤压和侵蚀，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政权手上，以实现所谓“富国强兵”的目标。这种趋势虽然没有将民间组织完全驱逐出局，但毕竟将农村的自组织系统摧残得七零八落，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大规模建立全能式政权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消失了。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作者在目前的章节中，对于男主的形象塑造特点鲜明、形象生动，在小说里，无论是正面和侧面，作者都在小说中对男主进行了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