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用给对方实体经济及金融体系等制造不安全，甚至进行经济战，进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失为近代和现代全球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种战略手段。一国长期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以及各种显性和潜在的风险。积累和形成这些风险的因素及冲击，既来自于内部，也来自于外部。随着经济开放及国际间经济联系的扩大，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自主能力、经济自我控制能力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由于本文主题是中国道路与国际战略，这里主要讨论来自外部因素及冲击可能积累和导致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风险。当然，由于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非安全性正是由于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导致其应对外部冲击时缺乏抵抗的能力，因此本章内容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限定在由于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国内经济运行的风险，并结合中国自身存在的抗风险能力弱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证经济安全发展的应对策略。
无论从人口、国土面积、经济总量等角度来看，中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之一，其经济运行的安全也存在着多元性和复杂性，其界定和研究的工作存在较大的难度，本章将从多层面、多维度分析中国经济安全性问题，主要考虑五个方面，包括支撑经济发展的资源平衡风险，保持全球竞争力所需的科学技术安全性，确保未来可持续增长的产业发展安全性，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无形动力的货币金融体系安全性，以及标准制度、信息集散、市场定价和金融评级主动权相关的经济安全性问题。
一、未来发展的资源平衡风险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决定于经济增长速度及其结构变化、人口规模及年龄结构趋势。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5417美元，人口总量达到了13.47亿，大规模人口的投资、生产和生活消耗，对于资源的需求是巨大的。例如，结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2年中国石油生产及进口石油数据，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了56.4%。依据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11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联合国人口基金，2011），中国2025年人口将达到13.9亿人，而中国人口最大规模可能增加到14亿。而当这样大规模的人口，在未来的30年中，其人均GDP向更高水平提高时，其投资、生产和消费所需要的资源支撑无疑是巨额的。
作为大国经济，依赖进口石油发展经济的战略具有其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大国经济增长的对外能源需求必然拉动全球石油等能源价格的上升，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的贸易条件恶化、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问题日益凸现，表明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尽可能将石油等能源的外部依赖性控制在最低水平。对此，在短期内需要增加国内的石油资源勘探，并实现石油等资源进口来源多样化，增加资源储备，降低石油等资源进口较多依赖中东北非地区的状况；在中长期内需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发展太阳能、核能、风能等绿色能源，平衡好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着力降低单位经济增长对包括石油在内的化石能源依赖程度。
当然，中国也正在推动技术进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调整能源结构，利用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尽可能在经济增长水平稳定提高的情况下，节约能源资源。但是，无论如何，国内所提供的资源与其未来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如何平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供给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国家未来发展的重大经济安全问题。
（一）保证资源运送通道安全
需要防范国外打击和国内恐怖袭击，保证国内资源布局及其东西部之间的输送安全。从中国目前资源生产及其供给的布局看，东部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加工工业和人口集中在华北、华东、华南等地，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更是特别密集；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储备和生产大都集中在西部。在东西部的经济关系上，形成了西电、油、煤、气等资源东输的格局。这些东西部联系的资源通道，包括输油气管道及加压站，输电线路及变电站，高速公路及铁路干线及众多的河流峡谷上的桥梁等。许多关键和薄弱环节容易受到外部军事和内部恐怖组织的袭击，从而干扰和切断西部对东部的资源供给线。
从外部可能发生的袭击看，一是要客观评估周边国家，以及海上和外空可能存在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发射点，以及导弹技术水平和数量；二是加强卫星及其他军事设施建设，对导弹发射点及动向，包括军事力量的调配进行监测，以及时掌握异常动向；三是投入国防资金、技术和人力，发展我弹道导弹防卫和拦截系统；四是充分布防足够的军事力量，对可能的图谋进行必要的报复和威慑，在遭到周边国家袭击时，对其重要设施进行反击性打击。
从内部防卫来看，一是密切关注外部势力与内部恐怖组织的联系，及早发现对有关设施的破坏图谋，在攻击未遂时，及时破获；二是对重要的管道、桥梁、涵洞等设施，形成全线路的信息采集和反馈系统，包括利用卫星进行全天候监控；三是在重要的设施区域，布置军警、工程抢修等力量，形成应急救援体系，在受到袭击后短时间内恢复设施正常运行；四是推动西部油气煤和其他矿产生产地的产业发展，改善西部资源能源性地区的就业和民生，有效使用油气资源，合理分配资源利益，缩小这些地区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形成东西部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条件。
从资源联系的布局看，东部地区也需要形成本地的能源供给系统，包括核电为主的电力供应系统，海洋石油与相关的港口设施，以及其他资源的港口、进口运输等，建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自我循环的格局，以及东部经济运行适当的资源战略储备，实现资源来源多渠道化、多元化和分散化。从而防止东西部之间的资源联系通道受到破坏时，东部地区陷入混乱，将整体经济风险降低到最小化。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石油、天然气、铁矿等大宗资源需要通过海上运输和海底及陆地管道运送。这些通道包括，红海海峡、伊斯坦布尔海峡、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湾海峡等等。因此，需要有以航空母舰为主干的海军力量，空军力量，导弹部队，以及卫星监控体系，以卫护战略资源通道的安全。从总体上看，战略资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可以从海上及陆地两个层次展开。
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涉及世界相关国家共同利益，不仅需要依靠本国海上保卫水平，而且有赖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在加强自身海上资源战略通道保障水平上，可以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展。一是发展具有较强攻防作战能力的海上保交力量，建设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能满足适应本国和国际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需要、具有强大威慑能力、攻防作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海上保交力量，主要包括大中型航母、大中型舰艇、驱逐舰、护卫舰、舰载直升机、拖船以及勤务支援舰船等。二是发展海上战略投送力量，提升海上兵力投送能力，主要包括发展一定规模的远海型、大型化海上投送武器装备，以及以大型、多用途两栖攻击舰为骨干的两栖作战力量及其支援护卫力量。三是发展海上综合支援保障力量，建立海空天地一体的海上作战综合支援保障力量，将预警、侦察、导航、气象等保障的范围由近海拓展到远海。主要是建立以天基通信系统为主干，以海上合作方地面和海上台站为补充的全球通信指挥网；建立以舰载空基和海基系统为重点，以天基系统和合作方国家海上监视系统为补充的远海侦察预警网；建立以海上后勤保障系统为主体，以合作方岸基和海上后勤保障系统为补充的远海作战后勤支援网。
此外，在国际海上合作问题上，应着重考虑开展以下内容。首先，可以建立联合军事演习机制，以增进彼此了解，强化相互间的合作，形成强大的威慑力，在海上通道安全事件发生时能有力地进行打击。其次，可以建立重点区域联合巡逻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监控和处理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事故，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再次，可以建立军舰互访交流机制，增进国家间的了解、信任与合作，为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问题进行对话和磋商。最后，可以建立技术交流与合作机制，以提高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能力。
另一方面，构建能源资源陆上安全大通道是我国打破能源资源瓶颈、突破“马六甲困局”、缓解西方势力对我海上能源安全通道钳制与威胁的重要选择，对此，中国应巩固和发展全方位的陆上战略通道。首先，加快建设西南资源战略通道。西南地区既是我国最靠近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地—中东地区，同时也是最靠近国际石油运输通道“中东—马六甲海峡—中国”的地区。其在我国国际石油资源运输通道布局中的战略位置及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与我国西南地区毗邻各国从自身发展出发，都对我国在西南地区修建石油资源国际运输通道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愿意就此事与我国展开广泛而深层次的接触。其次，加快建设我国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能源通道。建设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能源通道，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油气资源，减轻我国西北地区油气开发压力，为西气东输和西油东送等国内能源大动脉提供强有力的资源支撑，确保西北地区油气工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通过加强对外合作，提高境外油气资源供应的能力，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能源供给保障。
（二）海洋经济和海洋战略安全
发展南海、东海和黄海等海洋经济，开发海洋资源，用与周边国家的对话机制和军事力量，保证中国在海洋经济权属方面的国家利益。21世纪的许多能源、矿产，甚至包括食物等，相当多的将来自于海洋。维护中国南海、东海和黄海岛屿及专属区的主权和资源开发安全性，对中国21世纪的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对此中国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海洋安全，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大陆与台湾合作，进行中国周边专属区的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从资源需求与资源供给看，台湾资源的缺口压力比大陆大。因此，在处理海洋经济方面的台海关系时，需要大陆提供各方面的方便，鼓励台湾开发东海和南海海洋资源；当台湾开发专属区资源受到其他周边国家军事威胁和干扰时，应与台湾联手进行反击。
其二是有效处理与中国海洋相关的大国和周边国家战略关系。美国目前在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并参与南海纠纷，甚至干涉中国领土相关的内政，因此中国需要通过表达自身决心和谈判对话来解决问题。从决心上讲，中国对南海、东海各有关岛屿的主权不容商量，这涉及中国的固有的国家利益；一旦由于南海和东海问题，中国为了自身的国家主权和利益开战，美国作为一个太平洋东岸的国家参与其中，与中国这样的经济、人口和武装力量大国发生冲突，对美国的长远利益并没有好处；美国为了维护在越南、菲律宾、日本的利益，值不值得，并有没有必要花很大的成本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从开展对话角度来看，中国应当对越南、菲律宾、日本等国表达明确和强硬的对南海和东海有关岛屿及专属区的国家主权立场，在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没有商榷和退让空间，在对话和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可能是武力。
其三是充分考虑博弈对象策略及成本，关注军事行动所形成的成本和代价，以及最后的结果。军事行动的成本和结果主要决定于国民经济实力、国家财政实力，以及在此基础上雄厚的军事威慑和打击力量。中国应以经济和军事实力来保障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化，同时扼制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和领海的蚕食。为此，中国需要通过卫星设施形成对中国领海岛屿的监测，空军和导弹力量形成对重要海洋资源区的保护；发展和合理布局海军力量，实现重点海域巡航保护，在有关岛屿设置行政区和驻军。
（三）积极参与世界资源的开发和分配
从目前的世界能源开发格局看，一些重要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铜矿等资源，大多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垄断，矿产资源勘探和使用权掌握在一些国家的大型垄断企业手中。从2010年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国内动荡来看，较多事件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干预，同时在主要的产油国，几乎都有发达国家的军事力量部署，石油产量和价格不仅受到产油国的影响，也与能源地区和能源运输渠道控制国的作用有着极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对石油进口有重要需求的国家，中国是否具有海外的石油供应基地，对能源供应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应该通过设立国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担保，加入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建立中国海外技术人员和劳务派遣人员的保护机制等多方面措施，鼓励企业从事海外石油勘探开发基地和其他相关的投资项目；同时在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上，通过相互开放市场，支持资源国的经济多样化建设为基础，反哺资源国的经济发展项目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国际维和军事行动，保障能源流通渠道畅通，提升大国地位和形象。
对于如何有效地、低成本地获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资源，中国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争取获得和投资勘探一些有价值的区域的资源；随着中国与外部市场联系的加强，资源丰藏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日益密切，中国应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勘探权，并通过技术提升的方式勘察新的未利用资源。当然，参与世界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不易，在申请勘探区域，投资资源时，需要考虑和评估地区的政治、社会等变动风险。
二是通过投资入股和并购等方式购买一些资源和能源企业，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丰富的外汇储备资源和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逐步加强。目前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形成的巨额外汇，截至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2万亿美元，在资源价格合适的时机，将外汇储备稳步有序换成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既可避免外汇储备的贬值，又可获得未来升值的资源，是一举两得的措施。而中东等地区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和冲突矛盾也不时上演，对于一向奉行和平外交、互利共赢发展原则的中国而言，采用经济和外交获取能源合作战略将是未来外部资源利用的必经之路。
（四）争取获得较低价格水平的外部资源
中国目前进口中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向中国出口资源方往往是规模较大和有一定垄断性质的跨国公司；而中国国内的资源进口型企业，往往集中度很低，竞争激烈。在定价格局上，当一个垄断的卖方面对的是一个竞争的买方时，定价的话语权不在中国，而是在外方。因此，对进口大宗资源的行业，应采取以下措施进行应对：一是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的集中度，尤其是对国家发展具有经济命脉性的行业需要形成与外方相适应的谈判力量；二是要成立行业协会等对行业产品、价格具有专业水平和集体力量的代表性组织，并在对外价格等谈判中真正发挥作用；三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国需求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将产生重要的价格扰动影响，资源进口发生大的价格上涨，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危险加大，因此政府应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防止多头对外谈判造成的竞相抬价，强制干预进行集中谈判，保障整体利益。
中国快速发展对资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由此形成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压力。这里以钢铁为例，图8-1报告中国历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及其全球占比数据，数据显示，中国1981年粗钢表观消费量为0.39亿吨，但2009年上升到5.42亿吨，上升13倍，粗钢消费占全球比重由1981年的5.5%上升到2009年的44.2%。粗钢消费的暴涨直至消费量接近全球过半，凸显中国经济对钢铁等大宗商品全球消费的潜在影响。
数据来源：IMF数据库。
图8-1中国历年粗钢表观消费量及其全球占比（1960-2009，百万吨，%）
伴随钢铁消费的快速上升，世界铁矿石价格急剧上升，图8—2报告了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数据。从中可以看出，铁矿石价格总体向上的趋势十分明显，从2005年1月至2011年5月铁矿石价格增长了十倍多，这其中尽管也有国际流动性增多特别是美元大量发放的原因，但与中国近年来对钢铁大宗商品的消费需求也可能有着重要的联系，这从数据走势上具有较明确的反映。当然，关于中国钢铁需求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因果关系，理论上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金融危机尽管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但它同时也构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冲击，由此为评估中国钢铁进口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进口大幅下滑，铁矿石价格大幅下降，而中国经济V型回升进口上升之后，铁矿石价格迅速上升，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确实对国际铁矿石构成重要的影响。
中国钢铁消费的快速增长背后是中国投资的持续高位运行，尽管中国多年来一直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由投资、出口依赖转向消费、投资及出口协调发展，但宏观经济政策却仍然没有出现根本的改变，这种刚性的政策延续或者投资刺激政策的延续，客观上助长了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最终不可避免对资源等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产生影响，因而如何获取合理价格的外部资源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数据来源：IMF。
图8-2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2000M1-2011M2，美元/吨）
二、全球竞争中的科学技术安全
21世纪的竞争，主要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围绕高科技研究开发，世界各国正展开激烈的较量，并且呈现以国家为单位的科技竞争同以企业为单位的科技竞争相互交织的局面，发达国家持续探索致力于引领技术潮流，而主要发展中国家则持续追赶并稳步推进产业升级，技术竞争进入白热化。
结合中国未来的科学技术安全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战略防范需求。
（一）掌握世界科技进步最新动向
积极主动分析掌握全球科技信息动向，应对科学研究方向的确定及其战略调整的滞后问题。由于各国对自身科学技术研究大多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先进国家还禁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科技研究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导致中国对其他国家重要领域的科学研究进展，特别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核心信息缺乏了解和掌握。因此在科学和技术研究方向和选题方面，在科学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水平估计及其重大、重点和带有突破性科学技术研究的把握方面，可能出现方向性失误，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选择层次低和高重复性，人才培养不足，最终会影响中国在重大的前沿性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较快进展。
因此，需要密切、及时地搜集追踪世界上最先进科学技术的进展，对其前沿性、重大性和关键性具有充分的评估；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经费投入等方面，给各级各类院校和研究机构以较大的灵活性，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按照尖端科技研发需要培养攻坚人才；制定和布局各领域前沿性的科学技术研究战略，在方向和选题上保证中国科技研究的战略储备性和超前性，并以具体项目和任务加以逐步落实。
（二）科技人才安全
需要密切关注高层次人才外流的问题。全球化有效促进和实现了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同样也包括科学技术最重要的载体——人才资源。而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由于发达国家能为各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提供更高的薪酬和优越的工作环境，因此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急需的人才大量外流，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人力资源不足。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非常突出，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2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49万。美国《科学》杂志报道，2006年，美国博士生第一大来源学校是清华，第二大来源是北大。由于这些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在走着“在美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还普遍实施本土化战略，就地吸纳人才，以优厚待遇吸引中国的科研、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为其服务；发达国家的企业，还以在中国高校设立奖学金的方式与中国合作办学，培养人才，为其所用。这样一种高级人才流失的模式不仅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后备人才基础建设构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政策、行动上体现出真正重视人才，推动人才回归，也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贡献祖国，通过完善有关评估、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以及整体的环境、土壤、配套政策，来挽留优秀的人才与吸引海外杰出的人才。
（三）防止自主科技信息泄密
需要防止国家高新技术信息的泄露问题。科技部和国家安全部，需要对全国现有的科学技术信息（科技人员、研发中心、研发项目、专利等）建立调查统计系统，形成综合信息系统；特别是对前沿性、战略性和突破性的科学技术建立安全信息库；以此为中心，形成国家科学技术安全保护体系。并且需要与国家各部门协调，特别是与商务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协同合作，对于掌握关键技术的人员，对于有前沿性技术的企业，在移民和商业并购时，进行专门审查，防止出现损害国家技术安全保密的事件，对前沿技术外流相关的移民和并购，也需要基于国家利益进行安全性限制。除了科学技术安全战略防范，以及移民和商业并购防范外，科学技术安全还取决于细节，包括防止科学技术任务、项目和成果资料的外泄和失窃。
（四）保证网络信息安全
需要设计并控制核心信息网络系统。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和全球性普及，信息网络科学技术的安全将在21世纪的世界竞争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中包括了计算机、移动终端等集成芯片技术；数据库后台服务系统；包括金融、财政税收、社会保障、政务、公安、安全、国防等在内的关键数据网络系统；关键网络系统与公众网络系统的部分和全部隔离技术；军事信息网络指挥系统的防干扰和防打击能力，防止外空卫星的被摧毁体系等都需要成为信息安全所关注的对象。
对此，中国需要加强自主研发能力，拥有并积极使用自主技术的移动通信技术，自主技术的集成电子芯片，建立自主技术和自主研发的大型高速数据交换枢纽、运算系统和数据库，不断创新和升级关键数据的保密手段、技术和隔离系统，形成自主卫星保护技术体系，以及具备自主研发的卫星摧毁用以制衡太空力量的军事打击技术。
（五）保护国内自主知识产权
需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中国经济安全状况。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2006年在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的讲话，中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有几千家，占企业总数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也仅占40%。在主导国民经济的关键技术领域，中国绝大部分发明专利被外国企业拥有。与外国公司在中国主导专利部署工作的格局不同，中国当事人拥有的相关发明专利申请中，大部分来自个人和科研院所，来自企业的很少。因此从知识产权部署格局看，中国几乎全部关键技术领域，都已经被国外企业成功实施了知识产权合围，中国本土企业突破合围的难度很大。在美国，日本、韩国每家大型企业公开的发明专利文献一般都是海尔公司的50到200多倍。从中国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局的情况看，国外企业已经在全世界对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中国企业构成了知识产权合围。中国企业想打赢品牌、专利、自主知识产权翻身仗，还需要付出极为艰苦和漫长的努力。但关键在于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国外知识产权的“中原逐鹿，全球合围”可能长期严重威胁中国的经济安全，使中国企业被知识产权拖累和钳制，永远被压制在全球产业链的末端。
对此，中国需要及时建立、完善中国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在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鼓励创新和促进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切实防止知识产权滥用，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经济竞争秩序。应在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中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进一步明确、细化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对中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专门知识产权法律进一步进行修改，或采取其他配套的措施。另外，中国还需要慎重对待跨国公司将解决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