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邓小平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必须依靠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而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要把维护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大团结放在突出地位。
1984年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这些论述，突破了社会制度、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局限，赋予了新时期统一战线最广泛的爱国主义本质。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完善。邓小平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邓小平还多次发表讲话，对“一国两制”产生的背景、依据、内容、意义等进行了全面阐述。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可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邓小平还多次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政策还可以比香港问题更宽，他说：“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除了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外，我们要加强与海外同胞的联系。我国有几千万海外爱国同胞，遍布世界五大洲。广大海外同胞历来具有强烈的热爱祖国的传统和报效祖国的愿望。他们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期盼中华民族振兴，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过积极贡献。
邓小平明确肯定了广大海外同胞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１］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６１页。
［２］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９７页。
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千百万海外爱国同胞是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国际影响的一支重要力量。邓小平指出：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邓小平把发挥几千万海外爱国同胞的作用作为我国一个独特的机遇提出来，并纳入我国大发展的总的战略构想中，深刻地阐明了新形势下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
虽然台海形势波诡云谲，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祖国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构想为港澳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
1982年9月，英国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访问中国。这位举世闻名的女强人带领大批智囊策士、新闻记者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寻求解决香港、九龙、新界问题的方案。
在访问北京之前，撒切尔夫人说明：“坚持三个条约有效”，“三个条约具有法律效应的”，在国际上大造舆论。
全世界在关注着北京。香港人民关注着北京。卫星转播了邓小平接见撒切尔夫人的现场直播。撒切尔夫人在电视现场直播时一再强调“三个条约”有效。
香港的爱国人士和大学生们公开反对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说法，认为她的说法是无视历史事实，如果承认这“三个条约”，那将是“莫大的耻辱”。
［１］宗峻著：《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５１０～５１９页。
［２］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５９页。
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威信时，中华民族向来只有一个答案。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这就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撒切尔夫人因在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争端中持强硬立场而在世界是有“铁女人”之称。邓小平和“铁女人”在北京会晤，唇枪舌剑已在世人的预料之中。下面便是邓小平于1982年9月24日会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就香港问题发表的著名讲话：
“我们对香港问题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
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好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会晤，就香港问题进行商讨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15年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发生大的波动，1997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邓小平的讲话极有原则性。而对“铁女人”，据理力争，但不失坦率诚恳，使“铁女人”在会议中不得不持合作的态度。当然，最根本的，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有关香港问题的讲话表现了他处理国际问题的远见卓识，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风格。这个讲话为中外所瞩目，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一般的重大意义。
撒切尔夫人这个西方外交界的老手，在世界许多重大问题上，折冲樽俎，她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答，正义的答复。在离开北京人民大会堂时，她在石阶上闪失了一下，虽然跌倒了，马上有人把她扶起来。有的新闻记者说她是精神紧张，有的说她是心情沉重。
1983年7月，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英国外交部次长魏德巍为团长的英国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中国政府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必须取消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政府也认清了世界潮流之所向，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谈判。所以谈判始终是和风细雨的。
但是，要如何维持香港在过渡时期以及尔后的时期内，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其中的许多细节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在整个谈判中发挥了空前的威力。克服了谈判中的无数暗礁，澄清了许多流言蜚语，排除了右派势力的破坏，照顾了中英双方的利益，照顾了香港的现实利益和前途。整个谈判都是在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双方互让互谅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多轮的协商过程中，双方以远大的眼光、战略的观点仔细地谈到了香港政府和平移交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并且都有妥善的安排。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政府首脑在北京共同签署了关于香［１］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１２～１５页。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亲临参加了签署典礼。签署仪式结束以后，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祝酒，向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祝酒。
百年悬案一旦解决，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他们的事迹都将写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三、坚决地按原则办事，决不俯仰由人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澳门问题的谈判，自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早在明朝，葡萄牙人已开始在澳门进行贸易和修建洋房居住。于1583年，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在未经明朝政府同意下，自行成立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但葡萄牙仍每年付500两白银予明政府与其后的清政府为地租。由于澳门有葡萄牙人聚居和日本倭寇的活动，明朝于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香山知县蔡善继以《条议制澳十则》加强对澳门的管治。1614年，朝廷采纳两广总督张鸣冈的上书，加强澳门的军事防范。1616年，葡萄牙任命卡洛告为澳门总督（简称：澳督），但并没有到任。1623年，葡萄牙任命马士加路也为澳督，并正式到澳门就职。由于最初只负责澳门防务，澳督官邸亦设于大炮台。
1749年（乾隆14年），清政府颁布《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以完善对在澳外国人的法律，并将其葡文石碑竖立于议事亭。1783年4月4日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长以葡萄牙女王名义发布《王室制诰》后，议事会逐渐失去大部分权力，而作为葡萄牙国家代表的澳门总督的权力则不断扩充膨胀。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后，葡萄牙派代表与清朝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谈判，要求豁免地租银，并由葡萄牙军队驻防澳门半岛。清政府断然拒绝葡萄牙的要求，但维持已给予葡萄牙的各样优待。及至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除容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外，更拒绝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银。1846年4月澳督亚马留上任后，随即推行一系列殖民统治政策。1846年5月，亚马留单方面宣布对澳门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只对葡萄牙居民实行的统治权，扩大到华籍居民。亚马留之举立即引起驻澳的清朝官员的严重抗议与交涉。但从1849年开始，亚马留悍然将清朝官员赶出澳门和捣毁清朝海关，并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银。亚马留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华籍居民的民愤。结果，亚马留在同年8月22日被刺杀身亡。
1862年葡萄牙曾与清政府草签《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欲将澳门地区转为葡萄牙之属地，但被发现而告终。直至1886年（光绪12年），葡萄牙与英国代表藉鸦片缉私征税的合作与清政府谈判。结果于1887年，清政府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和好通商条约》，条约列明：“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不过为避免主权彻底丧失，清政府保留了将澳门让与他国的权利，葡萄牙若想将澳门让与他国，必须经过中国同意。
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便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非常关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亦于1972年3月为此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委员会申明中国政府的立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同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将香港和澳门于殖民地名单剔除，此举为中国和平解决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制造了有利的背景条件。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一批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武装部队运动”
将持续执政42年的极右政权推翻，新政府开始民主化进程。当时的葡萄牙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领土。
1975年12月31日，葡萄牙将最后一批驻澳门军队撤离。1976年，葡萄牙总统安东尼奥·拉马略·埃亚内斯出席联合国大会，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谈及中葡建交与澳门问题之事宜。经过两年的洽商，1979年2月8日，葡萄牙与中华民国断绝邦交，2月9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交换《建交公报》。中葡双方共同肯定澳门是中国领土，至于归还时间与细节将在适当时间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至此，葡萄牙的改变与行动为中葡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葡正式建交后，两国官员开始频繁互访。1980年3月，澳门总督伊芝迪应北京政府邀请进行访问。而中国亦曾派出不少官员（如：任仲夷、习仲勋）造访澳门。随着两国友谊的增进，最高领导人也开始进行互访。1984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访问葡萄牙，与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会面就澳门问题交换意见。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与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晤，同表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
当时在更为复杂的香港主权问题上，中国与英国已达成多项共识，包括《中英联合声明》的草案。中葡关系亦稳定发展，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条件与时机日渐成熟。
1986年5月20日，中国与葡萄牙政府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宣布6月30日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解决澳门问题。到6月，中国代表团由周南率领欢迎葡萄牙代表团，并在欢迎词指出：“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的谈判，将是伙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手之间的关系。”自此，中葡两国正式就澳门问题举行会谈。
四轮会谈全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分别是：
第一轮会谈于1986年6月30日-7月1日举行；第二轮会谈于1986年9月9日-10日举行；第三轮会谈于1986年10月21日-22日举行；第四轮会谈于1988年3月18日-23日举行。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中国代表已建议会谈总议程：
1.中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有关问题；
2.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后的安排；
3.过渡时期的安排。
葡萄牙代表同意中国代表提出之总议程并按之讨论。其次，中国代表提交了《中葡联合声明》草案的中、葡、英文版本，并对此作出简要的说明解释。
第二轮会谈时，中国代表提交《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并作出相关说明。葡萄牙代表团表示需要对全部文件进行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全面的评论，故提议在第三轮会谈上才作出全面评论。最后，双方就第三轮会谈的时间、第三轮会谈后成立工作小组的时间和中国代表团长周南在11月访问葡萄牙之新闻公报细节等进行了磋商，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直到第三轮会谈，葡萄牙代表终于评论首两轮会谈中国代表团所提交的文件，并将中国的意见分为“同意、接受的”、“需要作出适当修改和补充的”和“需要进一步弄清一些概念的确切内容和含义后才能做出评论的”。中国代表随即赞许葡萄牙代表的积极回应，并就葡萄牙代表所提及的一些拟修改的问题进行磋商。会谈当中，葡萄牙代表更主动提议将部分重要的、实质性的、难度较大的问题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时，才与葡萄牙总统和总理磋商。但周南表示：“不能将我的访问视为一轮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不能以我的访问来代替关于澳门问题的正式会谈。我在与贵国领导人的会晤中，如谈到澳门问题，也只能是我们在谈判中遇到的重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留到访葡时才解决。”其后，双方就设立工作小组的细节进行具体讨论和将所提出的全部协议文件草案。最后，双方同意工作小组在周南访问葡萄牙后便开始工作。
首三轮会谈，中葡双方讨论比较顺利。但在周南访问葡萄牙时，葡萄牙政府就交还澳门的日期上改变原本的立场，并将此日期要延至下世纪初。结果，周南在会晤葡萄牙总统后，取消了原定的参观访问计划。
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6年12月31日郑重声明：“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6日，葡萄牙国务会议经过4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原则上同意1999年将澳门治权交还中国。中葡两国在解决了此争议后，1987年3月18日开始第四轮的会谈。
第四轮会谈中，中葡双方代表团共同表示不希望再遇到重大障碍，并期望是次会谈为澳门问题之最后一次谈判回合。由于双方的诚意，即使在澳门葡裔人士拥有双重国籍和保护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仍有分歧，但都给双方尊重态度和相互让步解决了。最终，中方容许澳门葡裔澳门人士自行选择国籍（即中国籍或维持葡萄牙国籍），而中方亦尊重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特色。经过四轮会谈后，双方联合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两国已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并将于3月26日在北京举行草签联合声明的仪式，仪式由两国的政府代表团团长进行草签。
1987年4月13日，中国总理和葡萄牙总理分别代表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1987年，中葡两国各在各自政府内取得《中葡联合声明》的批准。中葡两国政府终于在1988年1月15日互换批准书，《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中葡联合声明正式换文之后，1988年1月15日，成立了中葡土地小组，开始了澳门的归程时期。
邓小平首创的“一国两制”构想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有利于香港的稳定、澳门的繁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各国商人到香港来投资建厂建立商贸机构的反而多起来，他们都希望1997年后钻英国经济势力弱化的空当，因而流入的资金远远超出流出的资金。这使香港更加安全、稳定、繁荣。
同样，中葡联合声明公布于世后，国际投资不断涌进；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即将完成；几百年来没有的深水港和飞机场正在准备动工；珠海市的横琴岛，与澳门的路环岛和氹仔岛隔海对望，将来会提供给澳门以更大的空间。此外，“一国两制”也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使我们更有信心海峡两岸必将统一；“一国两制”
也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种方案，对世界和平事业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四、“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岛与大陆是不可分割的。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和平统一中国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和平统一祖国而努力。并提出九条建议，希望与台湾省通邮、通商、通航。
1980年1月，邓小平又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同在国际反霸、在国内加紧经济建设一起，作为我们要做的主要三件事。
此后，邓小平提出了比“九条”更为优厚的条件，同意在别国商讨台湾回归祖国的方案。同时宣布：准许台胞到大陆探亲、旅游，并且来去自由。
面对大陆的政策，邓小平的保证，那些1949前由大陆去台湾的人，年少时离乡，现在都是白发老人，怀乡之情更是心切，他们自觉集合起来，要求台湾当局允许他们回大陆探亲，喊着“回家”的口号。
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
1981年，邓小平指出：“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他又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
邓小平在谈话中表示：“我发现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政治家不理解别国的民族感情，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
邓小平说：“解决台湾问题要用两手，即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我们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捆起来不利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群众的力量，推动了国民党当局的步伐，台湾当局宣布从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人民都可以到大陆去，除现职公务员之外。
针对台湾当局的决定，大陆立刻作出了反应。从国务院一直到各省、市、县都成立了台湾同胞接待办公室，对台湾同胞的住、行方面也作了特别的优待。这些优厚的条件，使台湾同胞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温暖。
随着台湾同胞探亲热的兴起，台湾对赴大陆探亲的同胞，大幅度地放宽了限制，过去只许无官职的群众和退休老兵到大陆探亲旅游，现在允许一般党务干部、事务官、司法人员、教育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可以去大陆探亲旅游。到1988年3月，又规定了军人的父母和成年人也可以去大陆。允许台湾同胞探亲，有利于祖国的统一。
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进一步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说，台湾不搞社会主义，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会因统一而降低，外国资本不动，台湾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的现状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仍保持其原有的制度、生活方式。这一席话第一次为统一祖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和平统一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
只要邓小平的对台政策不变，海峡两岸统一和谐相处的愿望一定能实现。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凝聚力的民族。历史上造成的隔阂，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恩和怨，仇和恨会磨灭的，而骨肉之情是永远存在的。
1988年1月13日，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台北逝世后，中共中央领导人立即打电话给台北，对蒋经国先生的去世表示悼念。它打破了国共两党六十多年的隔阂。中共中央的行动赢得了海内外人士、侨胞们的普遍赞称。同时，蒋经国先生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也纷纷致电蒋经国的亲属表示哀悼，台湾海峡是割不断两岸人民的亲情的。
1988年的春节。过去两岸对峙的热点--厦门和金门岛，是战争的最前沿阵地。而这年春节，厦门决定燃放烟花，庆祝龙年佳节，金门也同时燃放烟花，迎接龙年的到来，五颜六色的焰火，照亮了海峡的天空，表明两岸同胞和平共处的景象已经到来，不再为担心战争爆发而哀伤和紧张。
自从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以来，同时也兴起了在大陆通商、投资、设厂的热潮，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还因为台湾同胞对大陆有种回家的亲切感，大陆人民与台湾人民是息息相连的。
大陆与台湾的密切往来，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发展到不可分割的程度，这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必将会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书写的很不错，也看轻类小说好多年了，能看完的小说也不多了，《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智慧和胆识》这本书确实不错，赞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