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女人的人推辞我说，工作得慢慢找，尤其条件不怎么好的应聘者，更需要一定的时间。我问得多长时间？她说起码得半年。我当时骂她放屁，半年我早饿死了。她警告我说话客气点，这里是北京。我说，北京怎么了，北京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坑人玩儿呀。然后我耍赖皮的说，赶紧把钱退我，否则我就和你们泡定了，反正我也没地方去。中介公司一看拿我没办法，他们竟然报警让警察来对付我，说我无理取闹，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然而警察对于这等鸡毛蒜皮小事通常是最懒得管的，也就从中和和稀泥了事。警察苦口婆心劝我离开中介，不要做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说我没想怎么着，就想让他们退给我那50元钱。警察给我出主意说，那就去法院起诉他们吧。我一听“起诉。”这个词差点喷笑了出来。那个年代还不时兴炒作，不然我还真敢和他们打官司。
工作没找到，还被人家蒙走了50元钱，这就是倒霉催的。到了晚上，由于没钱住宿，我只好和其它的流浪汉一起栖身于地下通道里。地下通道污七八糟又闷又臭，成群的蚊虫像吃了激素一样围着我，恨不得把我整个给消费了。当我看见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爬在拉圾筒里找东西吃，而且还吃的津津有味，我的心骤然抽缩成一团，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悲惨的心境啊！
睡到半夜我怎么也睡不着了，一轱辘身爬了起来，悄悄从口袋里掏钱包，但钱包瘪的像死臭虫似的。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身份证夹杂在一些毛票中间，显得那么的孤单和脆弱。
好不容易坚持到天亮，我赶紧钻出臭气熏天的地下通道。在一个露天小吃喝了碗馄饨湯，我毫不犹豫的登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长途汽车。
在我离开家时，父亲就嘱咐过我，在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去京郊找我那八竿子都够不着的二大爷。父亲说，文化运动期间，二大爷带着全家老小在我家躲过难，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父亲省吃俭用整整供养他们全家人一年的吃喝拉撒。现在又轮到我落难了，自然而然想起来了二大爷。
提起我着个二大爷，连我都没见过，对于他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