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官府管理不便，有上级委托授权时，河泊所就代行朝廷对天涯海角的管辖之权，事实上成为县衙的派出机构，河泊所负责人就在法定的职权之外，成了沿海渔民的父母官，“现管”可以榨取的灰色收入比做“相府家奴七品官”多得多。
美国政治学者克雷格·克劳福在其名著《灰规则》中指出，“生活是一场争夺控制权的丑恶战争”，控制权的目标在于现实利益，灰色规则与灰色收入成正比，灰色权力大小决定灰色收入多少。侯门深似海！“相府家奴”有具体办事权，有七品县官的气势，但实际控制权极小；其“位格”处在朝廷权力分工灰规则的最下层，可以控制政务流程的灰色权力极少。蓝某一旦当上河泊所负责人，他就是数千几万人之上的控制者，处于灰规则且运用灰色权力，捞取灰色收入的顶端，即所谓“县官不如现管”。清朝规定，知县年俸白银４５两，总督年俸１８０两，一个河泊所“现管”每年可预期的灰色收入是知县薪俸的４０倍、总督薪俸的１０倍左右。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然，总督大人的灰色收入比河泊所“现管”的灰色收入更多。河泊所负责人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无人监督，自由裁量权很大，一个人说了算，自在实惠，“现管”胜过“县官”，考虑到实际利益与比较利益，“相府家奴”当然希望“下基层”。
最初，许多清朝官员胥吏以为，蓝某忠于职守，主动放弃节假日值班，偶遇雍正皇帝元宵节之夜“查岗”，实话实说，皇帝感其勤谨老实，外放蓝某，蓝某无意中捡了个便宜实惠的美差，其实不然。雍正皇帝只身夜访，从“喝高了”的胥吏口中探知吏治腐败与财税体制混乱的真情，以不入流的河泊所灰色腐败为例，大讲特讲明清两代存在的吏治腐败与财税体制漏洞，严厉警告各级官员，一个小小河泊所“现管”居然如此腐败，那么，重权在握的衮衮诸公们！不妨扪心自问一下？
当刷新吏治，整顿财税的上谕发出之后，各级官吏们才明白过来，雍正皇帝大张旗鼓地外放“相府家奴”做“现管”，旨在一箭多雕，警告震慑各级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