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刻板。那么，在苏轼看来，到底该如何做才好呢？
对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一篇名为《辩馆职策问札子》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即“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权衡比较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有利于民众与朝廷的政策。言下之意，苏轼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他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挺不错的。比如，免役法。原先苏轼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自从他到地方任职后，实践的经验与事实告诉他，免役法确实要比差役法要好得多。因此，苏轼坚决维护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光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执，曾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关于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参阅苏辙的《龙川别志以及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这就是苏轼对待革新变法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看苏轼对待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态度问题。可以肯定的说，苏轼对待当年变法的人物是恨之入骨。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他们把苏轼整得太惨了。不过，他吧王安石归结于罪魁祸首，这一点确实让很多人嗤之以鼻。我们来看苏轼的《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的一段话，“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为之首。”苏轼认为当年参与变法的那些人真的是罪恶滔天，邪恶不已，而王安石则为祸首。苏轼这样说，真有一竿子打死全部人的味道。这似乎又跟之前对王安石的理解发生的矛盾。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1．出于政治需要。苏轼如今能做到朝廷三品大员，这都是元祐更化政治背景下导致的。作为元祐里的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元祐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必须旗帜鲜明的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说，苏轼的内心可能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出于私心，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或许苏轼内心深处也是不愿意把王安石称之为罪魁祸首的。简言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这样做。
2．出于本能的害怕。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有谁能保证当年参与新法的那些人不会卷土重来？因此，苏轼对当年参与变法的人物是严厉打击
《心行：中国知识精英的那点心事儿2》真心不错，文笔很好，挺写实的故事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