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接近于反朝廷势力，涉及到的地丁、漕折、劝捐、抽厘，皆经地方大员之手，军饷接济不上，兵勇生活越发艰难，以至于筹饷被地方大员推三阻四，吏治、学额、减漕、豁免等事务，他们更是越俎代庖。江西省内政事、人事、财捐皆由督抚“专政”，州县敬畏之，处处于湘军为难。曾国藩不无感概地发泄道：“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
最后，地方大员们称曾国藩职事不能“取信”于政事，执行上无法得心应手，甚至被设置重重困难。此时，曾国藩职衔和关防（印信）易变，而有关圣谕“皆系接俸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导致外间不明其里，甚至产生对曾国藩的憎恨，“时有讥议”，很大一部分官员认为，曾国藩例行军事，不可拿取江西官衔饷金。最后，另眼相视的大员们参奏，称曾国藩不应称“钦差”之名衔，，为了保全自身，或是为了维系江西省内原有秩序，官员们提出曾国藩应革职，并取消其上疏参奏的权力。湘军将士们亦不能逃脱被胁迫的命运，营官中，常常有刑事官员刑辱之事，出示其印信，亦不被承认。就是财政这的大事件上，湘军上下也处处受地方官员要挟在，岀据收捐凭证，同样受到“州县猜疑”，并对劝捐者“加以鞠讯”，从而停命续捐输。由此可见，湘军行政与军需上的巨大困难，关系复杂到极点。
由于以上原因，朝廷很是感感慨，却未让他继续丁忧。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又给出了自己在乡省事的理由，称“自己不是督抚，地方大员处处给自己难堪，调动军队，筹集粮草方面，更是捉襟见肘，若圣上期自己出山，就得给个督抚官衔，填补虚衔。这样，湘军才能运筹帷幄，百战不殆”。这说明，曾国藩已彻底向朝廷摊牌，由于朝廷授予自己实衔。与往日之推诿不出相比，此是最实在，更能说明当时心里感受。曾国藩认为，从前军事战况并不如今之紧急，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为国家效力，不求朝廷已是不可能。咸丰帝读书完其奏之后，心中触动很大，但考虑大局，要求曾国藩出山的要求更加强烈。于是，咸丰帝不顾一切地要求其出山，振作湘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