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团长谷牧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团员包括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北京市主管工业的书记严明、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广西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朱广权以及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
临行前，邓小平约见谷牧，叮嘱考察团什么都要看。他们成功的路子要看，他们失败的路子也要看，究竟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现在的发展情况是怎么样，最好应该弄清楚。出发前，考察团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认真研究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驻华使馆送来的本国材料，同时邀请外交部同志介绍五国情况。
西欧五国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访非常重视，礼遇很高。代表团出访第一站是法国，当时法国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持会谈。在比利时、丹麦等国，都是首相迎接并主持会谈，比利时国王和丹麦王后还在宫内设宴款待代表团。
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代表团在西欧五国到了25个主要城市，共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看到了五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也看到了中国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技术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与他们的差距。
中国代表团看到的一些事情，让他们感慨颇多。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名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高速公路在五国以至整个西欧，已经形成一个网络。当时中国连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他们的高速公路有30米宽的路面，每个方向两三道行车线，车速80至100公里。五国高速公路总长度占公路总数的比例并不高，但运量却非常大。西德高速公路占总公路长度不到2%，但却负担着全国1/3的公路货运量。
西欧几个国家内河不长，但开发利用得很好。如莱茵河在西德境内不过几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2米多，但他们采取多种措施开发利用，年货运量占当时西德货运量的20%以上。西德总统府就在莱茵河边，谢尔总统接见中国代表团时说，我们的莱茵河很“勤奋”。谷牧当即说，我们的长江比莱茵河长，但运量小得多，不是我们的长江不“勤奋”，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另外，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也相当高，机械化程度高，科学技术运用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代表团到丹麦，这里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只有6%～7%，但生产的粮食、牛奶和猪肉，可以满足三个丹麦总人口的需要。
西方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之大，给考察团以很大震动。正是这次“睁眼看世界”，促成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中央决策层的震动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出席听取汇报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叶剑英鼓励谷牧说：“谷牧你大胆讲，别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有顾虑。今天讲不完，明天还可以讲！”
谷牧主要谈了三点：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技术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由于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因此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似乎难办的事情都可以办成。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汇报结束后，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兴趣盎然，热烈发表意见。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西欧的政治经济形势，谷牧同志的汇报讲清楚了。”“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我国引进技术，重点在西欧。”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聂荣臻也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可以说都看了。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由谷牧组织这次出国考察的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不久，邓小平又找谷牧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好，就是很大的利益。有几年可能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一定要选好，要先进的，这一点很重要。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在务虚会上，谷牧又详细汇报了出国考察情况，他强调，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科技成果的良好机会，小平同志在1975年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大政策，现在应该认真组织贯彻实施，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自我封闭，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当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作了重要准备。会议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
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赴欧、日代表团的访问收获，对于邓小平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他视察了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车间，了解到这家工厂月生产汽车44000辆，是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月产量的99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同中国合作。”26日，邓小平乘坐东海道新干线“光81号”列车前往京都、奈良、大阪访问。在飞速的列车上，陪同人员问邓小平的感受，他爽快地回答说：“速度快，蛮舒适，干什么事都要有速度哟！”在访问期间，邓小平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邓小平的谈话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下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全会由此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已经在英国出生，美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步入第二个“黄金时代”后，正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韩国、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依然在贫困落后中徘徊。是继续僵化停滞、裹足不前？还是走出国门，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现实的重大抉择。在当代中国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既是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的唯一选择，又是赶上新一轮科技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汇入世界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政府启动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而且十分注重试验，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在此过程中，中央十分注重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创造精神，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方针和政策。无论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扩大自主权改革，还是到经济特区的建立，都包含了地方与群体的实干与迫切要求改革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又及时被中央政府加以制度化，上升为国家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实践上的良性互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始由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向现代转换，并从此告别了贫困与封闭，逐步融入到世界中去。改革开放也使一度被认为已经完全失败的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生，揭开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序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大幅度改善人民的生活，可以在追求财富与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可以不照搬西方的制度而创造财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从这个层面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始扬帆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