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完结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再找一本叫《党员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十二讲》的小说，这本小说是作者阮青写的一本轻小说，站为大家提供了这本党员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十二讲小说的在线阅读地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一、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状态与形式辩证法认为，发展就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是事物的质变，质变又是事物量的变化合乎规律的结果，同时又是新的量变的开始。量变与质变相互过渡，交替进行...
精彩章节试读：
一、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状态与形式
辩证法认为，发展就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是事物的质变，质变又是事物量的变化合乎规律的结果，同时又是新的量变的开始。量变与质变相互过渡，交替进行，这就是质量互变规律。
（一）质、量、度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一方面表现事物自身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表明了与他物的区别性，因而使事物成为确定的存在。世界上的事物多种多样，就是因为每种事物都有自身内在规定性。
量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构成因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等可以用数量来表示的规定性。例如经济的总量、发展速度、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等，都是事物量的规定性。与质不同，量是事物的外在规定性，量与事物的存在不是直接同一的。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量，在一定的范围内，事物量的增减，不会影响事物的存在。
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这两种规定性，二者互相依赖、互相制约。一方面，质是量的基础，不同质的物质运动，都有着不同的量。不同质的事物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量。另一方面，质总是一定量的质，量制约着质。
度是一定事物保持质的数量限度，是和事物的质相统一的限量。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界限，叫关节点或临界点。关节点是一定的质的事物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的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如果事物的量在度的范围内发生变化，事物不会发生质变；如果量变超出度的范围，事物就会发生质变，就变成其他事物了。
（二）量变与质变及其关系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运动发展的两种状态或两种形式。
量变是事物量的规定性的变化，即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这是事物在原有质的基础上，在度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在量变过程中，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相对稳定的状态。量变一般是较小的、不显著的、逐渐的、连续性的、不易被人察觉的变化，因而也称之为渐变、渐进或进化。
质变是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变化，即事物由一种质态到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突破度的变化。在质变过程中，事物处于显著变动状态。质变一般是较大的、显著的、突发的、非连续性的突变，因而也叫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或革命。
量变与质变尽管有诸多的不同，但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是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的范围。在度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化就是量变，超出度的范围发生的变化就是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量变与质变相互区别。量变不是质变，但又可以引起质变；质变不是量变，但又可以引起新的量变。量变在度的范围内进行，是一种事物保持自身相对稳定性的状态。质变突破度的范围，是原有量变的结束，又是新的量变的开始。
其次，量变与质变相互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都从量变开始，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突破度的界限，引起事物的质变；没有量变，质变就不会发生。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一步步进行的，只有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促使事物突破原有的度，才能发生质变。在事物量的积累过程中，不仅是量的绝对值的增减，而且表现为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质变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决定着事物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任何事物的量变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突破事物的度，引起事物的质变。只有质变，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才能使新事物代替旧事物。如果没有质变，量变本身会被旧质所限制，使事物的发展缓慢而陷于停滞。只有质变才能打破这种限制，显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
第三，质变体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而且为新的量变开拓道路，新的量变又会引起新的质变。世界上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事物的运动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质变又引起新的量变。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就是量变与质变相互转化的过程。事物的量变过程体现着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事物的质变过程显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非连续性，质量互变的过程，体现着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这就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
（三）量变与质变的复杂性
质量互变规律是客观世界的普遍规律，已经被并不断地被人类的社会实践所证实。但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具体表现是特殊的、复杂的。这种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变和量变的形式多样，二是质变与量变相互渗透。
事物的质是多样的，质变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从质变的外部形式是否发生激烈对抗和冲突来看，质变的基本形式有两种：爆发式飞跃和非爆发式飞跃。
爆发式飞跃，是指通过对抗的形式来实现的质变。表现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新旧事物爆发激烈的外部对抗和冲突，使新事物能够迅速地打破旧事物的限制，一举战胜旧事物。如自然界中火山爆发、地震等，人类社会中的武装起义、暴力革命等都属于爆发式飞跃。对抗性矛盾一般都通过这种质变形式来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通常是采用爆发式飞跃来实现质变的。
非爆发式飞跃，是指不通过对抗的形式，而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来实现的质变。非爆发式飞跃，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时不发生剧烈的外部冲突，一般通过温和的方式来实现飞跃。如人类语言的变化、科技革命、人的世界观的变化等都采用非爆发式飞跃的形式。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对抗性矛盾也可采用非对抗的形式加以解决，如社会形态转变时可采用革命这种爆发式飞跃来实现，也可采用改良这种非爆发式来解决。
事物发展采取什么样的质变形式，从根本上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但也与所处的外部条件相关。由于事物本身性质和所处外部条件的复杂多样，就会造成在一个总的飞跃过程中表现为爆发式飞跃时，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局部性的非爆发式飞跃；反之，在一个总的飞跃过程中表现为非爆发式飞跃时，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局部性、个别的爆发式飞跃。这要求我们在分析具体事物发生质变的形式时，不能一刀切，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事物的量是多方面的，量变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引起质变的角度来看，量变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事物数量增减；二是事物的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关系或结构形式上的变化。化学中的同分异构体就是由于构成成分内在结构的不同排列造成的，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人数和素质相同的劳动力，由于组成结构的不同，劳动生产率也是不同的。
量变与质变的相互渗透，表现为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质变过程中有量变，这同样是量变和质变复杂性的表现。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包括两种情况：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
阶段性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的性质发生了质变，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阶段性部分质变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在复杂事物包含的多种属性中，本质属性决定着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状态；非本质属性影响着事物发展的进程。本质属性是稳定的，伴随事物的始终；非本质属性是经常变化的，从而对事物的状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就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就是同一社会制度下的阶段性部分质变。
局部性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全局性质未变，而某个部分或局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事物内部各部分发展不平衡性的表现。由于条件的不同，组成事物整体的各个局部发生变化的节奏不是统一的，有些变化快些，有的变化慢些。只要事物全局的根本属性未发生质变，某些个别的、局部的变化，只属于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需要注意的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不同于单纯的量变，因为事物的某些属性局部或阶段性地发生了质变；但它也不同于完全的质变，因为事物的根本性质或全局未发生质变，总体上还处于量变的过程中。
二、把握事物的质和量，学会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马克思说：“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 这告诉我们，分析任何事物都需要把握事物的质和量，也就是要掌握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一）事物的质与定性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就是通过分析事物的质来把握事物。这种方法是认识事物的起点和基础。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是从区分事物的不同的质开始的，如果没有定性分析，事物就混在一起，无法区分，就谈不上对事物的认识。
定性分析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起点和基础。人类实践活动总是指向特定的外部对象，外部事物能够成为实践活动的对象，首先是主体选择的结果，把特定对象从其他事物中区分出来，划清界限，才能付诸实践。
那么，如何对事物进行定性分析？
首先，运用比较方法把握事物的质。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方法是认识事物质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事物之间存在着质的同一性和差别性，只有把一个事物放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才可以把握住此事物独特的质。要科学认识和把握一事物的质，必须进行全面和综合的比较。我们在认识一个社会形态时，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进而把握这个社会的质。总之，对任何事物做比较，都应尽可能全面地分析其外部的多种联系，对事物做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它的质。
其次，要在系统联系中把握事物的质。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或大或小的系统，系统由要素构成，要素会形成一定的结构，系统体现出不同要素的整体性功能。因此，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各有不同的质，使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但事物整体的质，不同于事物各个要素质的总和，因为各个要素一旦被纳入事物的整体系统中，就会与其联系着的其他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组织整体，会产生各个要素以及各个要素的总和也不具有的新的系统整体的质。从系统论的角度分析事物的质，一定要注意分析它的要素的质与系统质的关系，着重把握系统质。
再次，要在矛盾关系中把握事物的质。事物具有多方面的质，其原因在于事物往往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每种具体的矛盾规定着事物特定的质。因此，分析事物的多种矛盾，才能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多方面的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二）事物的量与定量分析方法
人们依据不同的质来区别事物，对于同质的事物又该如何区分呢？这就必须由质的定性分析进入到量的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方法是通过分析事物的量来把握事物。事物的量体现着不同质的事物的同一性和同质事物的差异性，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才能深化对事物的认识。
事物的量是多方面的，就需要从多种角度对事物做定量分析。
首先，分析事物的内涵量与外延量。内涵量是表示事物的等级程度、构成方式、功能强度等方面的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高低、科技水平的高低、国民素质程度等方面都属于内涵的量。外延量是表示事物存在范围、广度、大小、规模方面的量。一个国家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资源多寡、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等方面都属于外延的量。外延量可以用数量机械相加的方法得到，而内涵量则不能。内涵量比外延量更深刻。对于人类实践活动来说，提高事物的内涵量比单纯增加外延量更能体现实践水平和效益，由扩大外延量为主转变为扩大内涵量为主，代表了人类生产力和实践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从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发展转变，从单纯强调GDP的增加，到推动内涵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转变。在内涵式发展中，科学技术占有异常重要的位置，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在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内涵因素已成为首要的和关键的因素。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和劳动产品的科技含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中之重。一个没有先进科学技术支撑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民族，没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必然是世界产业链的末端，谈不上国际竞争力。有人曾形象地指出，中国卖到美国的产品是玩具、食品、服装，买回来的是电子产品、汽车、飞机，在对外贸易中，走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增长的区别显而易见。在对内经济的发展上，同样需要科技先进、结构合理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靠高能耗、高消费、房地产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绝不可能成长为世界强国。支撑一个民族脊梁的，是用先进科学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各行业中而体现出来的综合国力。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为代表的一大批站在世界前沿的科技与工业，撑起了新中国的一片蓝天。
其次，分析事物的精确量和模糊量。精确量是可以用精确的语言或标准来表示的，模糊量通常无法用非常精确的量来表示。事物外延量一般可以用精确量来表示，而内涵量往往需要模糊量分层次来表示。如教师的授课，授课的时数可以用精确的量来表示，但授课的质量则需要用模糊量来表示。一支部队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有多少官兵，装备什么武器，但很难精确地量化这支部队的士气如何、战斗力如何等关键因素。一个地区，我们也很容易知道这个地区的人口、面积、经济总量、工厂数量、学校数量等容易精确量化的因素，但很难精确地量化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等因素。事实上，对事物量的模糊把握，是认识达到明晰精确的手段。现代数学提供了大量工具和模型，对事物量的模糊性、不确定性、随机性进行把握，为人们在模糊的基础上把握事物的精确的量提供了基础。
再次，分析事物的结构量。事物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系统的质变。事物结构也有自身的质和量，分析事物的结构量，是定量分析的重要内容。事物结构量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分析构成结构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量。如一个组织，其成员间向心力、凝聚力强，这个组织就是一个结构优化的群体；如思想涣散、互不关心、自私自利，甚至相互争斗、搞内耗，这就是一个结构劣化的群体。
二是分析各要素有序程度的量。事物构成要素的排列顺序、距离等，也是事物的结构量，把握这种结构量，有助于直接把握结构质及其变化。同样的质和量的要素，如果排列组合不同，产生的结构量也就可能大不相同。
三是分析结构持续程度的量。事物结构的发展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但其结构都需要经历一个逐渐量变的过程，要素之间发生正相关作用的程度高，有序程度高，结构就相对稳定，存在的时间就长；反之，结构就不稳定，持续时间就短。把握结构持续程度的量，就可以把握系统结构由稳定到解体量变的特点与规律。
四是分析结构功能的量。系统的功能与结构紧密相关，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优化，功能增强。系统要素排列组合的有序程度直接决定系统的功能。有的组织人数很多，单个人员素质很高，条件也很优越，但工作的效果不佳，其原因可能很多，但管理上不去，组织安排不当，人、财、物、信息等资源配置不合理，常常是重要的原因。
（三）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的关系
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都是重要的认识方法、工作方法，两者在实践活动中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定性分析方法在于认识事物的质，划清各种事物之间的原则界限，以便更好地认识事物。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可见，定性分析方法在于划清事物的界限，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定性分析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
性问题。
定性分析方法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正确把握在重大原则问题的是非界限，从政治高度来划清一系列重大界限，如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与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文化界限等。只有在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划清界限，才不会走上僵死封闭的老路，也不会走上改旗易帜的死路。
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具体化、精确化。认识了事物的质，知道了它是什么还不够，这时对事物的认识仍然是抽象的。只有进一步认清该事物的各种量的规定，对此事物的认识才是具体的、精确的，只有精确地把握了同质事物的量，才能更好地认识事物的质、存在、变化的规律性。对事物的定量分析，又总是建立在对事物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人们只有首先确定认识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进一步把握该事物的规模、大小、速度等量的因素。对于不同质事物的比较，也可以首先舍弃对象质的差异，找出他们的共同属性，再进行量
的衡量。
三、把握“适度”原则，适时推动事物发展
度是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一方面，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也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另一方面，质和量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质是量的基础，规定着量的范围、大小和幅度；量是质的必须条件，只有保持一定的量的范围，事物的质才能保持稳定，超出这个量的范围，事物就会发生质变。因此，只有把事物的质和量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才能把握具体事物的质与量是怎样统一的，把握事物质和量统一的关节点，在质与量的统一中寻求“最佳”适度。
（一）准确把握事物度的关节点
一是充分认识事物关节点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事物度的关节点，有的是一个“点”，有的是一条“线”，有的是一个“面”，因此，在分析具体事物的度时，就需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度的具体形式，不能把某种度的具体形式当做普遍形式到处套用。
二是注意具体分析事物在度的关节点经历时间的长短。有的事物转变的关节点历时很短，有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能因为有些事物关节点经历的时间很长，就认为这些事物没有关节点，也不能主观地臆断认为经历的时间短就好，经历的时间长就不好。
三是充分认识关节点同时兼有新旧两个事物的因素，转变和斗争会异常激烈和迅速，我们应坚定地支持新质因素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旧质向新质的转化。这就需要掌握火候，抓住机遇。在工作中条件不成熟时，事物转变的关节点未到，硬着头皮上，就可能事倍功半，导致劳而无功。只有当条件成熟时，事物转变的关节点到来，这时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就可以事半功倍。国家的发展讲究机遇，抓住机遇，可以后来者居上，错失机遇，只能落在人家后面。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几次重大转折关头，都能不失时机、恰如其分地抓住有利时机，牢牢掌握历史发展的主动权。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并提出一系列策略主张，最终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地提出占领东北的战略思想，指出：“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不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 抗日大反攻到来后，实现占领东北的战略思想的历史机遇来临，党中央立即派精兵强将进军东北，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能够使革命形势得以迅猛发展，不断地获得胜利。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不失时机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战机的把握。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强调：“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
邓小平同志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亲历“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深为丧失发展机遇造成百废待兴的中国而焦急，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号召。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不能不叹服邓小平是善于捕捉机遇、创造机遇、利用机遇的大师。联产承包、沿海开放、创办特区、发展高科技、一国两制、市场经济，莫不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大手笔。1978年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20名农民，代表全队20户农民，聚在村里一间屋里，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分田到户”，惊天动地。邓小平同志看准机遇，一锤定音，由此拉开了一场从农村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直接提出了抓住机遇的命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者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二）抓住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了未来20年都是转变关节点上的“机遇期”，而不是通常的一次性的、短期的机遇，表明了它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和空间上的广泛性。从时间上看，这个机遇期是一个长达20年的历史时期，从空间上看，这个机遇期存在于世界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的历程中，是整个时代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具有普遍意义，问题在于各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新一轮的时代发展中，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得出的科学判断，说明我国在时代的大转折中，可以充分利用这20年提供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实践证明，中国越向前发展，综合国力越强大，迎来的机遇期就会更加广泛而长远。这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愿望，又表明了我们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跨度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跨度相一致、相对应，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美好社会的信心和勇气。
“重要战略机遇期”所体现的是社会的整体推进，文明程度的全面提升，综合国力的极大增强。其影响是全局的、长远的、决定性的。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大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千载难逢，在国际形势有利、国内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抓住并用好这一机遇期，就能使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获得长足进步，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略机遇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时代发展和多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这种机遇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困难同在。战略机遇与风险相互转换，若处理失误，机遇就可能转化为风险；处理得好，危机也可能转变为机遇。事物发展过程中，机遇越大，预期的效果越显著，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能否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在于头脑要清醒，敢于迎接挑战。这需要正确的战略决策，需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能力，需要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有了这些条件，就可能延长扩大战略机遇期，否则，战略机遇期就可能缩短乃至消失。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几年间，党领导人民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就为延续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机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这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面临机遇时，要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性，牢牢抓住机遇而决不丧失机遇；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要积极应对，理智化解，决不悲观失望，消极等待。
（三）掌握分寸，留有余地
适度原则还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应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过犹不及，一旦超过必要的限度，必然引起事物向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事物做过了头，和事物做不到位一样，都是不好的，最终造成事业的损失。列宁曾说过：“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在生活和工作中，凡事要力争恰到好处，找到最佳适度，也就是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一定要与社会的可承受度相结合，如果改革的力度过大、发展的速度过快，超出了社会的可承受度，必然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反过来使改革和发展受到阻碍。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实行激进式改革，鼓吹“休克疗法”，企图一夜间一举改变苏联自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僵化的“苏联模式”，结果造成国家的崩溃。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实行渐进式改革，充分考虑社会的可承受度，一方面强调改革是场革命，是对原有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强调改革不能像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决心来推进改革，同时强调不能发展太慢，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但另一方面又强调改革必须满足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需求，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这样，就把改革和发展与社会的稳定充分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创造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坚持适度原则，也非常必要和关键。领导者在工作中经常对下属实施批评和奖励，批评和奖励也不能滥用，必须遵循适度原则。批评的目的是教育人，改进工作，达到组织发展目标，但批评轻了，没有触动，不能解决问题；批评重了，容易造成被批评的对象难以接受，甚至还会导致不良后果。批评下属应以事实为依据，坚持适度原则，讲究批评的方法和艺术，批评应一次性完成，尽可能不要反复批评，算后账，算总账。工作中常见部分领导者对于下属的错误，在批评一次后，下属已经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在工作实践中加以改进，但领导者还是经常在公开场合有意或无意地提起，这就造成下属在工作中尽可能避免犯错误，在心理上形成“宁可不干事，也不要出事”的心理。有的地方，对下属的工作滥用一票否决制，必然造成对一些次要工作犯的错误惩罚过重，导致下属因怕犯错误不敢大胆地开展工作。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下属把工作中不出事当做工作的第一原则，这不能不说与上级的惩罚违背了适度原则相关，使惩罚偏离了目的，反而危害了对工作的改进。
领导者在批评和惩罚下属时，应坚持适度原则，同样，表扬奖励下属也需要坚持适度原则。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刚恢复奖金制时，效果非常明显，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后来，这种现象造成一些领导者为提高工作效率，开始滥发奖金，没有考虑到奖金的公平、是否与被奖励对象的能力和贡献相结合，结果奖金激励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甚至发了奖金，反而造成人们的怨恨心理。可见，过多过滥、违背原则的奖励，同样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在人际交往中，与朋友相处也需要遵循适度原则。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说：“既然我们都是凡人，就不如将友谊保持在适度的水平，不要对彼此的精神生活介入的太深。”即使对于很亲近的朋友，如果太想知道和他有关的事情，就会不断地询问、试探，会让对方有被监视的感觉，结果对方疏远了自己。在人际交往中，言谈举止、馈赠礼物、请客吃饭，都要拿捏分寸，掌握火候，防止热情过度，造成对方的不适。热情好客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仍需要有个“度”的限定，如果过度同样会给对方带来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产生厌烦的情绪。
掌握分寸就需要留有余地，因为从现实的实践来看，人们很难把外界事物的界限认识得很精确，也不可能把事物的发展控制得很精确，这要求人们做事不可用尽资源和力量，要留有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