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一直以“爱养民心”为立足点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乾隆也深以为是。但是，在乾隆初期，人口的大爆炸却使“恒产”，即耕种土地开始出现严重缺乏的情况，以至乾隆不得不将发展农业，扩大耕地，增产粮食列为重要大政。
乾隆二年五月，乾隆帝特颁谕旨两道，专讲务农劝农之事。他在谕旨中指出，地方官员应把劝勉百姓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并要以身作则，努力教化，传播先进的耕作方法，帮助百姓提高生产技术。他还要求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大力推广其他农作物的种植。比如贵州遍地多桑树，但不知道养蚕缫丝的好处，他就责成当地官员雇佣招募别省种棉织布或饲蚕纺织的好手去设局教习。此外，他认为耕牛是农事之本，“民赖以生”，应禁止屠杀。
与现代以科技为支撑的新型农业相比，古代农业就算在种植技术上有一定提高，也并不能实现理想的高产。所以，要增产粮食，最直接的途径还是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乾隆对于开垦荒地，拓展耕地是极为重视。在即位后的第五年，他就颁发了鼓励开荒的谕旨。他说：从来都是野外没有一分闲置之地时，百姓的粮食就会更加充裕。就算这些闲地零散分布，不好管理，但是耕种上了，也照样会有产量，民间那些只多开垦了尺寸之地的百姓，也会多收获升斗的粮食。他规定，边省外地的零星土地，当地的居民可以随意垦种，给予税率优惠，并严禁豪强争夺，以让百姓有开垦荒地的积极性，从而使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且他还把能否督促开荒垦荒作为考核地方官的重要标准，如有在这方面政绩不俗者，一定予以升迁。另外，对于内地各省百姓移民边疆开垦荒地的行为，皇帝也放宽了尺度。比如东北地区一直被视为满洲人的龙兴发祥之地，历来是禁止百姓去开垦的。乾隆则明令开禁，不但容许外地人在此居留，而且还允许那些垦荒的人就此入籍定居，东北因此得以开垦出一大片肥田沃土。除了东北地区，乾隆还放宽了对台湾的管制。由于大量移民的融入，台湾土地的开辟可谓一日千里，其西北南三面的平原及山坡地带，都有得到广泛的耕种。再比如华北地区的百姓请求租种蒙古牧地，乾隆也同意了，因为“边民获粮，蒙古得租，彼此相便，事属可行”。
总之，自从乾隆帝下了劝垦的政令，全国开辟的土地是直线上升。据史料所记，从乾隆五年至三十九年之间，内地各省的垦田总数为二十万顷；嘉峪关外等地达四十万亩；其他东北、台湾、四川以及西南等边区的垦土当然更多了。这些新增耕地，成为乾隆时期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它直接带了粮食作物的增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康乾时期由于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压力和政治问题。
